近日，自媒體呦呦鹿鸣发布的《甘柴劣火》一文在朋友圈刷屏，而紧接着刷屏的则是财新资深记者王和岩发出了“洗稿”的质疑和声讨——“自媒體时代就可以不采访不花成本，躺吃别的媒体的报道了吗？”以及该自媒體“呦呦鹿鸣”主理人黄志杰的回应，称“社会在崩塌”，认为财新不能垄断新闻事实的传播，“不能把新闻事实当成生意。”

　　与之前那些“洗稿”事件中一边倒地讨伐洗稿行为不同的是，此事引发了前所未有的争议，甚至有更多的声音在支持涉嫌“洗稿”的自媒體。

　　這是因爲，一方面《甘》文中的核心新聞事實雖然大部分來自包括財新及中國青年報這樣的傳統專業媒體，但其寫法上有創新，甚至是開創了一種更適應微信朋友圈閱讀的新式文體；其二，財新本身是國內唯一一家付費媒體，此事暴露了具公共性的新聞被産品化甚至商品化是否完全合理的問題。

　　自媒體呦呦鹿鸣发布的《甘柴劣火》一文

　　是专业媒体的傲娇还是自媒體投机取巧？

　　在这场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部分观点是更加同情自媒體的。这些观点往往强调自媒體的贡献和不易，而针锋相对的是认为自媒體的整合报道并不重要，自媒體在投机取巧的观点。

　　百家号“晓看”和《为什么财新的气生错了》一文都从此争议中看到了爆款网文文本创新的积极能量。晓看认为，在“后真相时代”，新闻的分析和整合显得越来越重要。而傳統媒體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文本方式的落后。他毫不轻视爆款网文，强调其文本创新，并坚称这是媒体需要重视的一个方向。

　　而《爲什麽財新的氣生錯了》一文的作者也認爲，《甘》能成爲爆款，是同時抓住了內容核、情感、輿論場，因此並非易事。作者還解構了此事中透露出的專業媒體的傲嬌：“專業媒體會認爲引發情緒是業余的和危險的，同時，新聞本身的力量就足夠完成議程設置、好內容和有價值的話題一定會脫穎而出。有大量的案例證明，這個信念並不成立。”

　　“晓看”甚至认为，黄志杰代表了一种新的可被称为“新闻作家”的工种。可见其对自媒體整合文的态度之积极。他认为该工种是对过往的公开报道进行梳理分析，剥丝抽茧，从而形成自己对新闻事件的看法，并用小说式的文字，重组再现新闻事件。这样的文章，因其涉及面广，时空纵深感强烈，又针对受众关注的话题，往往能够一炮而红。作者以公号“兽楼处”发布的《疫苗之王》为例，同样一篇梳理型新闻入选年度新闻事件为例来证明这类新闻作家存在的意义。

　　而支持傳統媒體的张远和宋志标则表达了对自媒體整合式报道的不满。张远不仅更加支持傳統媒體，还认为应该培育公众对傳統媒體的体认和尊重。他指出，公众有一种“无疑是一种不管原材料从何而来、可靠与否，只要能满足烹饪后的口舌之欲的心理，”故而更青睐呦呦鹿鸣这样的整合者，而非王和岩这样承担风险、专业训练的信息采集者。张远进一步表达了他的某种无奈和悲叹：“他们没有耐心去陪记者一点一点揭开真相，他们没有和媒体、记者并肩作战，用付费支持他们探究真相的责任感，没有通过报道一点一点见证改变发生的信心和耐心，只等着不用承担一丝风险，稳坐斗室的综述者去告诉他们，‘虽然我没到过一次现场，没见过一个当事人，但请相信我，事情就是这样’。”而宋志标也不喜欢事后整合式报道，认为它省略了彼时表达情境、报道环境的氛围和细节，删减了记者与媒体艰苦的突破，“导致过去追求的真相，变成而今咀嚼烂熟的口水。” 有意思的是，宋志标也或多或少地透露了对大众的批判。他说：“大众对甘柴劣火变成业界内部的甘柴劣火是无感的，过去严谨的事实报道，经由优秀写手的操作，变成煽动情绪的利器。在新闻材料而言，这是二次利用的优秀成果……在读者新闻素养很现实的水平下，诱惑只要仔细激发就能别有天地，退役记者会本能地捡起这个工具。”

　　張遠分析了《甘》文的寫法，但更多地表達了對這種寫法的不屑。他分析整合型文章能火是因爲其後見之明以及上帝視角帶來的閱讀快感：將“時代與個人命運”、“曆史的循環”等宏大敘事更把每一位讀者都裹挾了進來，使之感受到與自己的關聯。這種代入感會使讀者情不自禁地轉發分享。

　　在张远眼中，流量逻辑是值得商榷、批判的，他认为，如果流量都向呦呦鹿鸣这样的“整合”写作流派倾斜，媒体老兵只会加速凋零。他还指出，自媒體并非真的关心承受无妄之灾的一线记者的故事，只不过是在宏大叙事和悲情故事中自我感动。而如果读者和社会都不支持傳統媒體和一线记者，最终，“呦呦鹿鸣们”将会没有可用食材。他甚至预测，整合型新聞寫作今年就会由盛转衰，因为读者会发现，“哪怕他们用一次次转发让刷屏文裹挟了足够能量的风雷，依然很难真正改变什么。”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副主编、天津记者站站长张国则认为傳統媒體虽然生硬但是人们对新闻的信仰所在。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他说：“财新的文章可能写得比较生硬没人愿意看，但这不代表别人就有权随便盗用。”他很乐观地表示：新闻业是有标杆的，只要你朝着标杆去努力，永远不会缺流量、缺关注度、缺影响力。微信朋友圈这种环境确实不太适合严肃新闻的传播，但如果没有严肃媒体介入，那人们该相信什么呢？严肃媒体有他存在的价值，而且这一价值在未来会逐渐得到承认。

　　“觸及靈魂深處的洗稿”還是“曆史底稿的再敘事”？

　　論戰雙方圍繞的第二個焦點是關于《甘》文究竟是否是洗稿。我們可以看到有一部分觀點是斬釘截鐵地認爲是洗稿，而另外的觀點則認爲洗稿說言過其實。很遺憾的是，沒有任何一方提供了全面、細致的文本比對。

　　新京報采訪的中國傳媒大學傳播學碩士李忠利的觀點以及百家號“曉看”都認爲《甘》文是再敘事再創作而非洗稿。李忠利認爲指責洗稿言過其實，《甘》文更像是一種“曆史底稿的再敘事”，可以明顯感受到原作對參考文章來源機構、作者的尊重，這不像“洗稿”的姿態，“反倒像共同體內的認同、接續和助力。”而“曉看”的文章也同意這種觀點，他認爲，黃志傑的文章有自己的分析和觀點，早已超越了抄襲和洗稿的範疇。更像是一篇帶有新聞背景的小說。他認爲，如果王和岩的作品像《三國志》，嚴肅考究認真；而黃志傑的作品就像《三國演義》，小說化的描寫更吸引讀者。

　　騰訊《大家》作者張豐也是支持“再敘事”一說的，他認爲，《甘柴劣火》這樣的文章不同于一般意義的“洗稿”（結構和意旨都和原文相似，只是改變一下語句），它更多是一種“寫法”。他也認爲，不能用“新聞報道”的標准來看待《甘》文。在現實中，有一個更准確的詞——“內容生産”，他們是內容生産者，他們有時候內心充滿正義，像一個“遊俠”，但是更多時候，都是進行遊擊戰的個體。

　　在是否涉嫌洗稿上，宋志標的觀點和“曉看”的觀點形成了鮮明對比。宋志標在《許多個機巧的僞裝|評甘柴劣火》一文中明確認爲《甘》文有洗稿行爲。他指出，《甘》文中的事實性材料是來自于其他媒體的既成報道，而它對媒體報道內容的借用、引用，沒有使用直接引語全部放在引號裏，而是被拆解，被置換詞語，零散布局。結果則是哪句話是引用媒體的既有報道，哪句話是自己的，變得含糊起來。宋志標還覺得，有些報道雖然不是獨家材料，但存在著“獨特表述”，如果在引用時只是改動個別詞語，但句段總體沒差，也可以被認定是洗稿。也就是說，宋志標認爲，只要被其他媒體報道過，只有直接引語才是誠實引用，而化用則是洗稿。他還指出，這種貶抑信源，將關鍵的、排他性的信源進行降維處理，屬于“觸及靈魂深處的洗稿”。

　　而“曉看”則認爲《甘》文對報道事實的使用並非抄襲。他首先區分了新聞報道和新聞事實，認爲報道享有著作權保護，而事實一旦被報道就不再具有獨家私有性質，是一種公共信息，任何人都可以討論。作者進一步指出財新付費牆模式有問題的，因爲付費牆模式可以擋住文章的外流，但很難擋住內容事實上的外流。文章舉例說，“火榮貴打人”的事實，確實是王和岩獨家首發的，但這樣的事實一經披露，他人就有了引用的權利，財新並不能獨家壟斷“火榮貴打人”這一事實的使用權。

　　財新記者王和岩發出了“洗稿”的質疑和聲討

　　《甘》文的新聞事實究竟是否涉及公共利益？

　　論戰雙方圍繞的第三個焦點是這些新聞報道也好，整合型報道也好，是否是涉及公衆利益的信息。我們可以看到有一部分觀點是斬釘截鐵的認爲火榮貴落馬一事背後是涉及公共利益，而另外的觀點則認爲並非如此。這些觀點也直接決定了他們對財新的“付費牆”的態度。

　　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新闻传播学者黄典林虽无明指火荣贵落马一事是否涉及公共利益，但他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当报道的主题涉及重大公共利益之时，商业和公共之间的平衡就应当有一定的弹性。付费墙政策不是一刀切，毕竟把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报道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阅读到，不仅是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一种责任担当。”也就是说他默认了这是关于公共利益的报道。因此，黄典林认为财新全面付费的做法已经把新闻完全定义为“商品”，而这无异于画地为牢，财新的新闻应该一部分变成商品，而非全部。黄典林指出，在平台渠道的霸权地位无法撼动的现实面前，只有主动适应社交媒体传播的现实，因为传播不出去的报道再好，社会意义也是有限的。他甚至建议，傳統媒體机构能否授权其他自媒體来提高自身原创作品在社交平台上的转化率和传播度？

　　與黃典林觀點針鋒相對的則是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副主編、天津記者站站長張國的看法。他認爲《甘柴劣火》背後的原新聞報道不涉及嚴重公共利益，不應免費。如果要對信息獲取的成本進行分級的話，那些涉及嚴重公共利益的信息可以免費。在他眼中，假疫苗的消息才是無可爭議的涉及公共利益的，因爲及時披露這個消息後可以阻止數萬孩子接種假疫苗。但《甘柴劣火》一文涉及的信息不屬于這一範疇。他說：“財新在調查事實的過程中前後付出了巨大成本，如果這樣的內容都不能付費，可以隨意引用，那誰爲嚴肅媒體的調查買單？”

　　執教于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設計學院的作者魏武揮則認爲，那些認爲財新的付費損害新聞公共性的觀點是危險的，因爲這背後意味著爲了公共利益可以無視私人利益。他強調，財新是著作權人，顯然享有利益，“而尊重權利人對合情合理合法權益的選擇是這個社會最基本的常理之一。”

　　尾聲

　　我们认为，此事的极大争议背后本质上是在流量时代，傳統媒體和自媒體在新闻生产中如何利益再分配的问题。

　　当然，大多数傳統媒體从业者，还有精英知识分子会认为自媒體对傳統媒體的再加工，在道德上是有缺失的，这一点也因为他们创作出的爆款可以快速通过打赏获利，这种获利远远超出一线记者的收入而让事件更具争议性。

　　也就是说，读者的打赏都被作为“厨师”的自媒體获得，对辛苦挖掘了原材料的一线记者是否公平？

　　這是一個新出現的現象，說明原有的媒體秩序和利益分配需要變革。

　　可能一些人还是看不上自媒體的整合文，看不上他们煽动情绪，但实际上确实是他们把“长生生物假疫苗事件”等事件推到了大众面前，而后者可能往往并无力支付财新几百元一年的付费墙。他们确实没有付费阅读的习惯，而整合型的自媒體写作则改善了他们的“信息生活” ，甚至让这些人接触到了本来永远也接触不到的信息。

　　但我们也看到，自媒體以及社交网络平台带来的内容生产，尽管它可能涉及侵权，但是它也有快速纠错能力——《甘》文被举报后，原创标签被撤销。 《甘》文可能一开始严重伤害了传统记者的版权利益，但也让很多非业内人士第一次认识了这位记者王和岩，甚至让公众开始反思“傳統媒體”不可取代的价值。

　　正如《文化纵横》作者张晓波指出的，舆论产生和发酵的主动权已越来越多地转移到了自媒體。

　　但是这种主动权转移的背后，新媒體的内容创作者、微信平台、傳統媒體的机构、傳統媒體的记者四者之间的权力关系还需要细致的梳理。整体来看，新媒體的内容创作者没有采访权，但自媒體平台的打赏功能给了优秀内容创作者极高的回报；这又是机构内记者很难突破的瓶颈，一线记者往往投入回报不成比例。

　　我们既要好好守住傳統媒體“新闻的信仰”，也无需介怀自媒體把优质内容分发给普通大众的努力，既要给一线记者足够的经济回报，也不妨试试与自媒體创作者 “守望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