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美新聞發言人谈“新闻发言”

　　石慧老师说：傅莹女士，蒙古族，曾任邓小平贴身翻译，亲历香港回归中英谈判，在2013-2017年担任全国人大会议新聞發言人，也曾担任驻英国等国大使和外交部副部长，被外媒誉为“中国最美新聞發言人”的她，真正“懂东方又懂西方”，最关键的是她既有女性的细腻，能用心分析民众需求，又有大国外交官的霸气，面对外媒咄咄逼人的质问毫不逊色。

　　此處摘錄來自她的著作《我的對面是你》，這也是我每次授課都會向學員推薦的書籍。

　　到现在，在中国很多地方的“新聞發言人”培训还只是让学员有半小时的准备时间、然后练习，其实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不僅是在危機公關時不行，在日常發布也不可能。

　　本文摘录部分，详细记录了一个成功的新闻发布会和一个成功的新聞發言人是如何进行发布会问题搜集和准备的。书中的场景纪实也可以让未经历真实发布会场景的学员对发布会找到感觉。

　　017年3月4日中午，北京，人民大會堂新聞發布廳，牆上時鍾的指針滑過12點08分，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下簡稱“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的新聞發布會已經持續了68分鍾，主持人宣布發布會結束。

　　我剛一起身，許多記者就擁到發布會的台子前，高聲提著各種問題，期望再得到一些回應。一般這種“無序”的場面是比較難掌控的，發言人一旦接上話頭，就很容易陷入顧此失彼的困境，不僅會失去對時間的把握，人多的時候還可能導致踩踏。我看著他們，盡管面對的是一雙雙飽含期待的眼睛，仍然抱歉地擺了擺手，快步離開現場。

　　面对信息技术和新媒體的快速发展，以及人民群众求知、求真、求实的强烈愿望，新聞發言人的工作挑战性越来越大。

　　于我而言，每年的全国人大會議新聞发布会都如同一场严苛的考试，不仅在现场答问要字斟句酌，而且还有背后海量和艰苦的准备工作，这个过程有时甚至是痛苦的。每次发布会结束时总觉得如释重负，以至于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都不愿去看现场的视频。

　　還記得2013年3月4日第一次步入新聞發布會現場時，能夠容納五百多人的發布廳被記者擠坐得滿滿的，後排和兩側也站得人挨人，電視攝像師、拍照記者架著“長槍短炮”嚴陣以待。突然面對如此強大的媒體陣勢，我心中的壓力感陡然上升，那種感受終生難忘。我的一言一語、舉手投足，都被鏡頭盯得緊緊的，無數的聚光燈在我眼前頻頻爆閃，燦如星河，估計這一刻自己被拍照的次數比一輩子都多，不可能不深深感到惶恐。

　　我在發布會上雖然講得口幹舌燥，卻硬是一口水都沒敢喝，因爲一端起水杯就會引發相機咔嚓咔嚓響成一片。對于我來講，重要的是不能分散注意力，要保持鎮定和專注，實現新聞發布會預設的傳播目標。

　　到了2014年3月，我第二次做新聞發布會時，開始更加意識到把握社會焦點和學習立法知識的重要性和難度，壓力感不是減少而是增加了。再到第三個年頭，我對于准備發布會的方式方法、思路構建和立場表述，都有了改進。經過後來不斷積累經驗，准備工作更加專業化，目標更加清晰，我對人大工作的認識也更加全面和深入。

　　通常要設立一系列分工明確的工作組，負責前期籌備和大會期間的組織協調。比如，議案組負責對代表提出的議案和建議進行初核、整理，提出議案建議分送、交辦的初步方案，對議案、建議進行分類統計、綜合分析等。秘書組負責大會議程、日程具體落實；同各代表團、秘書處各組溝通聯系；負責制發會議有關證件，安排布置會場等。新聞報道組負責起草新聞報道計劃，組織會議期間的重要新聞報道，組織安排新聞發布會、記者會等集中采訪活動，做好記者采訪會議的管理與服務工作等。

　　新聞方面的前期准備工作分兩部分：一是收集問題，二是彙總回應的參考材料。

　　首先，我們需要了解和收集社會公衆關注的焦點和熱點問題，包括向媒體了解和向政府部門征詢，對收集到的大量問題進行歸納整理。然後，要把這些問題反饋給政府相關部門，請他們有針對性地做出詳細的反饋，包括事實如何、處理的進展如何、存在的困難是什麽，以及解決的思路和辦法。

　　爲此，首先需要進行一系列的座談，包括與人大各個專門委員會座談，與部委座談，還要與國內外媒體座談。

　　如何收集社会和公众关心的问题？主要是通过多场与新闻媒体机构负责人和一线记者的座谈会，对社会舆论热点、重点问题进行摸底。与政府部门的多场座谈也是收集问题的渠道，从参会部门通报过去一年工作中的重点和焦点问题中，可以了解到很多信息。我注意到，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与政府部门重点施策的领域和焦点是高度重合的，从中也可以反映出中国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解决民生问题的效率。更重要的是，我国在体制和机制上为此提供了保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其中的重要 环节。

　　我們根據各方提出的問題，彙總和梳理出過去一年在政治、經濟、民生、外交等各個領域裏公衆重點關注和關心的問題，彙編成冊，稱之爲“問題大本”。比如，2017年我手頭就有一本《“兩會”媒體關注熱點問題彙總》，共120頁，囊括近700個問題，其中政治法律類問題72個，經濟問題274個，社會民生問題96個，民族宗教問題4個，司法反腐問題77個，台港澳問題48個，外交國防問題128個。我們把分類整理出來的問題單子提供給相關部門。比如，環境方面的問題交給環保部和人大環資委，貿易和商業方面的問題提供給商務部，外交方面的問題則轉交外交部，爲各個部門在人大期間准備記者會和新聞工作時提供參考。

　　收集问题只是个开始，更重要的是如何对社会关注的这些热点问题给出权威、专业和有说服力的回应。我们在“问题大本”的基础上，精选出涉及国计民生和公众关心问题的“重中之重”，作为与相关部门座谈的基础，并且请他们提供说明材料和答问参考。各部门对此非常重视，对具体问题会进行认真的研究，在后来反馈回来的材料中，不仅有具体的建议口径，而且对问题的背景、原因、处置进展和目前存在的问题，都会做出比较详细的 说明。

　　这些反馈信息内容丰富、资料庞大，我们要设立专门的文字工作班子，负责压缩、修改、复核答问提纲，把每个条目的素材改编成50 ~ 500字的答问参考材料，必要时附上情况说明，最终汇编成《答问参考手册》。这是大会新闻准备工作的重要成果，将提供给大会代表和任何有需要的部门参考。例如，2017年的手册收录了134个问题。

　　我負責主持這一系列工作，這對後期我爲自己的新聞發布會做准備很有益處，可以搭便車提前捕捉社會新聞熱點，學習相關知識，爲發布會的准備工作預熱。尤其是那些內容豐富的座談會，對我鎖定焦點問題、了解問題背後的真實情況和構思應答要點，提供了重要的依據。

　　由于人大和政协在“两会”期间的新闻工作有大量重叠，我们许多工作都是与政协的同事一起做的。我与政协新聞發言人之间有着密切的协作关系，政协发言人吕新华和后来接替他的王国庆都来参加各项会议，有时我们会轮流主持座谈会。

　　先從知己開始：人大內部座談

　　在爲“兩會”服務的一系列座談會中，通常最先進行的是與全國人大專門委員會和機關各部門進行座談。這樣安排的合理性在于，先關注“本職工作”。無論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還是社會公衆，首先會關心一年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在立法和監督等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座談會邀請所有部門，包括各專門委員會和工作委員會：民族委員會、財政經濟委員會、內務司法委員會、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委員會、華僑委員會、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農業與農村委員會、法制工作委員會、預算工作委員會、港澳基本法委員會等，還有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下的秘書局、研究室、聯絡局、外事局、信訪局、信息中心等16個單位，覆蓋政治、社會、經濟、法律、對外、文化、環境等各個領域。

　　人大內部座談會所涉及到的問題，通常構成其後一系列部委座談會的“濃縮版”。例如，在2017年的座談中，財經委提到的熱點問題包括人民幣彙率、我國外彙儲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房地産調控、實體經濟遇到的困難和電子商務法的起草等。法工委提出的熱點則涉及民法總則的制定、《網絡安全法》、《證券法》的修改、土地使用權到期後續期的問題、勞動合同法的實施和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等。預工委講了地方債、房地産稅和稅收法定原則的落實等。港澳基本法委談到遏制“港獨”、104條釋法、新一屆特首選舉、高鐵“一地兩檢”，以及香港是否會重啓政改等問題。環資委主要講了2016年環保法執法檢查和專題詢問、全國人大常委會聽取和審議國務院關于2015年度環境狀況和環境目標完成情況的報告，以及大家十分關心的霧霾治理。教科文衛委則談了食品安全法執法檢查、“二孩”政策實施情況和紅十字會法修改等。民委、農委、內司委、秘書局和聯絡局等單位也都對自己相關領域的情況和熱點進行了介紹。

　　從中不難看出討論的廣度和深度，是對全年工作的回顧和梳理。而這些問題與後來我們和部委座談時涉及的問題有相當大的重合度。

　　當然，人大內部座談會凸顯的是“人大視角”，體現的是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角色和職責，關注的是立法和對執法的監督。例如，在霧霾問題上，環資委與環保部的角度會有所不同；面對經濟和法律方面的熱點，財經委和法工委與發改委、央行、財政部，以及公檢法都有不一樣的視角。人大內部座談會的與會者來自人大機關各部門，他們清楚人大的作用和角色是什麽，重視如何通過立法和監督來履行人大的職責。在討論具體問題時，他們往往會結合這方面的最新立法進展，或者相關執法檢查和專題詢問等，介紹工作情況，提出對熱點問題的看法和對回應社會關切的建議。

　　例如對社會上比較關心的如何切實履行監督的問題，2017年內司委的介紹讓我印象深刻。在執法檢查和地方調研的時候，爲了確保能看到真問題、真情況，采取了各種“暗訪”措施，包括不帶照相機和攝像機以免“暴露身份”，爲了避免“被安排”，到最後一刻再通知行程等。

　　參加座談會的很多同事都是經驗豐富的“老人大”，與他們的交流對准備“兩會”的新聞工作幫助很大，他們帶來各個領域熱點方面的信息，同時也會一起做些深入探討：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做了哪些工作？如何回應社會的關切？對一些具體情況應向哪個部委了解？有時候遇到一些比較困難或者棘手的問題，大家更是會一起頭腦風暴，群策群力地幫助出主意。

　　总之，这场人大内部座谈就像是一场电影的预告片 -- 在进入与媒体和部委的密集座谈之前，这场座谈会让我们对大会的新闻准备更加心里有底，也有利于有针对性地开展下一步的筹备 工作。

　　媒體的背後是老百姓：與媒體座談

　　在人大內部座談會之後，我們要連續舉行三場與新聞單位和媒體的座談，主要目的是了解社會公衆對過去一年關注的焦點是什麽，有哪些熱點問題。

　　通常，媒體座談會第一場邀請的是中央主要媒體，參加的媒體包括人民日報、新華社、光明日報、經濟日報、中國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央電視台、中國國際廣播電台、中國新聞社和法制日報等。第二場邀請的是都市綜合類媒體，比如新京報、北京青年報、北京晚報、法制晚報、財新雜志、南方都市報、南方周末等媒體。最後一場專門邀請網絡媒體，包括人民網、、中國網、新浪網、搜狐網、騰訊網、鳳凰網、澎湃網和觀察者網等。出席座談會的多是經常跑“兩會”報道的記者或者媒體負責人，他們都是有備而來，既不粉飾也不回避，討論往往是熱烈和活躍的。

　　如果說，人大內部會議和部委座談會是從治理的角度看社會熱點問題，而媒體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民意、反映社會如何看當下存在的一些問題，他們談的是如何看國家的治理和效果，媒體的關切往往反映的是公衆的關切。

　　在我看來，媒體座談會主要是幫助“大會”找問題。這有兩層意思：首先是指話題和議題。有些話題是幾年接續下來的，比如霧霾和反腐敗；有些則是每年新出現的關注熱點，比如2016年的南海問題、“十三五”規劃和2017年的民法總則，尤其是社會突發事件。與媒體座談的結果如同制作出一張“熱點圖”，讓我們了解到社會對一些問題的關注程度和關鍵詞出現的頻率。來自不同媒體的記者談到的很多問題是重複的，而這種“重複”恰恰是媒體座談會的價值。一個話題被媒體重複提到的次數越多，就越說明社會關注度高，因此也越有必要給予關注和做出回應。

　　第二層意思是說，在確定話題（topic）之後更精確地鎖定問題（question）。“熱點圖”讓我們了解哪些話題是老百姓所關心的，但這是不夠的，還必須清楚這些話題會衍生出哪些問題。舉例來說，光知道媒體今年很關注反腐敗是不夠的，還需要了解媒體是從哪個角度來關注：是某些“大案要案”的進展，還是海外追逃追贓？是反腐敗國家立法，還是國家監察體制改革？從話題伸展到問題這個過程，是更准確地傾聽和把握民意的過程。

　　如果說了解話題需要把握“同”，摸底問題則需要關注“異”。即使大家都在注意同一個話題，但各家媒體提出的問題卻是不一樣的。央媒有央媒的角度，都市類媒體有都市類媒體的角度，網絡媒體則有網絡媒體的角度，法治或財經類媒體也有自己獨特的視角。因此，考慮到媒體豐富多元的構成，三場不同的座談會能使我們更好地了解不同的視角。

　　中央媒體來參加座談的人通常都比較資深，有的記者已經有了多年采訪報道時政新聞和“兩會”的經驗，提出的問題比較有高度和宏觀視野，從中能感覺到他們不僅有深厚的知識儲備，而且提前做好了功課。在座談會上能提出一些犀利和“頭疼”問題的，多是來自中央媒體的記者。比如有的資深記者有很好的法律知識，他們所關注的人大立法方面的問題往往也能爲我日後發布會的准備工作提供有益的參考。我對圍繞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監察體制改革是否需要修憲，將來誰來監督監察委等“棘手”問題的思考，很多都是參考了中央媒體在座談會上的發言和提出的問題。

　　都市類媒體的記者則更平視和“接地氣”，他們對國家的大政方針往往可以“以小見大”，從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角度切入，提出質疑或者追問。例如霧霾、限行政策的合法性、網約車的規範、校園霸淩的預防，乃至房價、電信詐騙和個人信息泄露、醫療糾紛……這些都是都市類媒體關心的“高頻”問題。

　　網絡媒體的關注則更“新”、更“快”。每次和網絡媒體記者座談總是很新鮮和有意思，不僅能從他們那裏獲得新角度、聽到新問題，還能學到不少新詞彙、新說法。記得在2016年的網絡媒體座談會上，一家網媒在列舉社會熱點時，提到了網上圍繞大型強子對撞機的爭論。說實話，在那之前我對此知之甚少，在座的很多同事和媒體朋友也感到好奇，于是就請這位記者講了一下來龍去脈。結果發現，關于這個問題的討論超越了具體事件，大家更關心的是國家對大型項目的審批和監督。

　　對這樣“冷門”和“小衆”的問題也是需要了解的。不管是一個人還是一個機構，能了解和掌握的信息都是有限的，之所以與這麽多媒體座談，就是希望知道更多我們看不到、想不到或者被忽略掉的東西。因爲，在信息和網絡時代，這些問題不知道什麽時候就會突然轉化成社會熱點。互聯網上用“長尾理論”來形容和說明那些“冷門”“小衆”的事物也會具有很高的價值和能量。與媒體座談能幫助我們盡可能全方位地聽到社會各個角落的聲音。

　　除了“找问题”，每年的媒体座谈会也是“听建议”的好机会。如何改进“两会”的新闻工作？如何更好地管理发布会和记者会的现场？如何更加合理地安排采访证件的申请与发放？如何让“两会”代表团更加开放？如何增加新媒體和新技术在“两会”报道中的分量？各种建议层出不穷，比较技术性的问题和建议很快就能得到落实和改进，一些涉及更深层的问题也会受到重视。当然，与会者也少不了为各自服务的媒体“游说”和“做廣告”，这让我们能更好地了解各家媒体。

　　在“输入” -- 找问题、听建议 -- 之外，我们也利用媒体座谈会见缝插针地搞些“输出”，做主动宣传和澄清误解的工作。我觉得，多介绍一点情况、多做一分工作总是有益的，记者对情况了解得越充分，就越容易实现客观报道。媒体的背后是老百姓，记者对事物的认识和了解总会影响和反映到他们的报道中，进而通达到社会公众。

　　这些年举办媒体座谈会也让我对媒体在“两会”中扮演的角色有了更多思考，这背后其实涉及对一个“元问题”的认识 -- “两会”的主旨究竟是什么？就像本章开头所说的，“两会”也是一个与人民对话的大平台，提供了一次人民-政府-人大/政协大型的互动机会。一方面，要通过这个平台，通过媒体向社会传播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另一方面，也通过记者提出的问题向大会反馈公众的关切，一起督促、监督政府各部门把工作做得更好。

　　我與記者座談的時候常強調溝通的重要性。我也承認，不可能讓每件事、每個問題都能在這裏畫上句號，但我們可以一起提出一個問號或者點上一個逗號。例如，對有些問題，可能我在新聞發布會上回答不了，記者們可以進而在部門負責人記者會上尋求答案。而有些問題即使一時沒有答案，問題的提出本身就可能引發討論，導致相關信息的釋放，推動問題的解決。的確，有些棘手的問題短時間內很難解決，但是通過“兩會”這個高度聚光的平台，可以讓相關部門更好地了解和認識公衆的這些關切，也有助于將來更好地回應和解決。

　　對參加“兩會”的記者和媒體來說，他們對人民群衆也有一份沈甸甸的責任。社會公衆對新聞報道不斷提出更高的要求，記者也必須做好調查研究，才能提出好的、反映人民意願的問題，做出有意義的報道。公衆期待記者和媒體具有專業精神，而只有准確和透徹地把事情搞清楚，報道才能客觀平衡，才能有助于推進我們共同的事業。

　　總而言之，人大和媒體都應該是跟人民群衆站在一起的。人大是通過憲法和法律賦予的職能發揮作用，而媒體則是通過表達民意和傳播政策發揮作用，大家的目標是一致的，就是根據黨所確定的方向和方針政策，服務于人民。

　　來自一線的信息：與部委座談

　　在“兩會”的新聞准備工作中，分量比較重的是與各部委舉行的座談會。

　　2017年，我們分別組織了八場部委座談會，一共邀請了61家單位。參加座談會的部門涵蓋面很廣。比如，這一年各界對國家經濟狀況非常關心，因此我們安排了兩場座談會集中邀請與經濟、金融有關的部門。其中一場座談會出席的部門包括發改委、商務部、審計署、國資委、海關總署和國家統計局，另一場座談會出席的部門包括財政部、央行、稅務總局、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和外彙管理局。各部委都安排相關負責人出席。

　　在元旦過後的一段時間，我和政協發言人王國慶基本上整天泡在人大機關辦公樓一層的會議室裏，走馬燈似的迎來各個部委的同事。座談會議題密集，內容豐富，涉及政府工作的方方面面，信息量相當大。每天從會議室出來的時候，總覺得身體極度疲憊，頭腦卻異常興奮。

　　與部委的座談會聚焦于一年來各領域工作的重點和社會關注的焦點。參加座談會的人會帶來本部門按照工作的優先順序排列的單子，我們也會通報從媒體座談會上了解到的相關信息。在這樣一場接著一場的座談會中，大家圍繞這些重點和焦點問題進行熱烈和充分的討論，提出看法和建議。

　　在此基礎上，在隨後的幾周內，各部委會調動力量，整理出相關問題的背景分析和答問參考，針對許多社會關注的問題給出權威、專業的意見。他們將在限定的時間內反饋回來，以便于人大的工作機構整理和彙編。

　　如果说与媒体的座谈会能帮我们绘制一张社会热点图，那么与部委的座谈会则是共同完成一张国家发展和政策执行情况的拼图 -- 如同每个部门都带来了拼图的一个角，大家的信息聚合在一起，可以大致拼出过去一年国家发展的全貌。

　　在座談的過程中，我們也會觀察和思考：一些社會熱點問題的要害是什麽？如何回應公衆的關切？哪些問題最好由誰來回答？哪家給的答案最有說服力？各部委代表發表的意見和討論給我們不少提示。

　　在座談中，也需要大致商定邀請哪些部委的負責人在“兩會”期間召開記者會，建議哪些部委的負責人在部長通道上接受采訪。對于人民群衆關心的許多具體問題，主管部委掌握最直接的信息，擁有最權威和專業的答案，如果能由部委的主要負責人出面直接回應媒體，效果一定會很好。因此，我們會結合當年熱點，與各部委來參會的負責人探討采訪安排，當然最終還是尊重各部委負責人的意見，因爲他們最清楚在本領域有哪些問題會引起公衆的關注，是否需要和應該以何種方式回應。

　　我們也要傾聽部委的意見和需求，不斷改進“兩會”期間的新聞服務工作。“部長通道”的設立就是第十二屆全國人大期間的一個創新舉措。每到“兩會”舉行全體會議的時候，代表們和部委領導都要從人民大會堂東門或北門入場。因而，東門外的大長台階往往成爲媒體進行“埋伏”采訪的“戰場”，記者們都想抓住這個一年一度的難得機會，采訪到關鍵人物。其實也很自然，記者的背後是廣大人民群衆，公衆對鮮活的第一手信息一向有饑渴需求，這對記者是壓力，也是動力。所以，每逢這樣的時刻，只要看見部長或者名人，記者們就會一擁而上，連拽帶扯地進行隨機采訪，秩序和場面有時是相當混亂的。

　　然而，“兩會”是一個莊嚴、隆重的場合，無論對記者還是對被采訪者來說，以這種方式采訪總是有些不太妥當。爲了解決這個問題，2013年3月“兩會”期間開始嘗試新的安排，在人民大會堂北大廳通往萬人大禮堂的路上，設置了一條200米長的采訪通道，請部委領導從這裏入場。提前讓記者們在走道旁架好機位等候，對走過的部委領導進行隨機采訪，效果不錯。在隨後的幾年，我們不斷完善服務，采訪通道的成效逐漸顯現，被記者親切地稱爲“部長通道”。越來越多的部委領導願意在“部長通道”上接受采訪，公衆評價也是正面和積極的，構了官民溝通理解的正循環。

　　對于我們的人民政府來說，第一時間正面回應社會關切是增進人民群衆對黨的政策了解和信任、贏取對政府的工作理解和支持最好和最直接的方式。我們國家的政府官員實踐經驗豐富，部委負責人的政治和政策水平乃至專業素養都是非常高的，很多人口才也很好。當然，與媒體打交道需要有相應的准備，如何完善這方面的工作也是座談會上大家經常討論和分享經驗的話題。

　　年輕人把沒有准備就去參加考試，叫“裸考”。對官員來說，接受媒體采訪和開記者會也相當于考試，而我們面對的是人民群衆，承擔的是傳播黨的政策和執政信息的責任，不是在表達個人意見，因此是一定不能“裸考”的。政府各部門對“兩會”期間的新聞工作都高度重視，都有很強的團隊，要做認真的准備。我們所收集到的媒體和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也可以爲他們的准備工作提供重要的參考。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是我的信条，也是我这些年摸索出来的经验，我会把自己做记者会的经验和教训，乃至一些临场处置的技巧拿出来分享。比如，建议各部委给负责人开记者会准备的答问参考要尽量简洁，严谨繁复的书面表达不一定适合传播。再比如，建议表功的话、套话和口号大道理能省则省，尽量直接针对提问做出回应：存在什么问题？政策措施是怎样的？打算如何处理？但凡该给人民群众交代的情况，该传递的信息，就多积极、主动去释放。建议在记者会上的答问要尽量通俗 易懂。

　　我們還會向部委轉達媒體的要求和意見。例如，有記者提到，如果開記者會的時候，長時間低頭念稿子，大家都看不到講話人的眼睛，這樣會容易沈悶。記者會不是報告會，記者和鏡頭背後的公衆想得到的是對他們關切的回應，我們坐在台上的人，有責任和義務把大家關心的事情講清楚，把道理說明白，從而贏得人民群衆的信任和支持。

　　講話人的態度和身體語言也是重要的。作爲政府官員，我們需要意識到自己面對的記者和鏡頭的背後是人民群衆，因此，回答問題時要把自己的姿態放低，需要謙虛甚至謙恭。我們的政府與媒體不是對抗和博弈的關系，而是共同努力滿足人民群衆對資訊的需求，傳播執政爲民的政策和思想。回應公衆關切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需要“俯首甘爲孺子牛”，而不是“橫眉冷對千夫指”。

　　當然，官員也是凡人，會有自己的性格，在平日裏是很難強求的。但是我覺得，有的官員可能對上級說話沖些，那是性格，但是對老百姓說話沖，那就是態度了。所以，在面對公衆的時候要有好的態度，這樣才能讓人民群衆放心和安心。

　　民衆對官員的期待既有理性成分，也有感性成分；既“對事”，也“對人”。理性和“對事”的一面要求官員的回應盡可能專業、客觀和准確，能夠解答他們心中的疑問，而感性和“對人”的一面則是，希望看到我們的官員是自信、真誠和平易近人的。如果能夠通過記者會或者媒體采訪，讓人民群衆感覺到“這個官員靠譜”，“這些事兒交給他/她放心”，才能有效地實現與人民群衆溝通思想和傳播黨的方針政策的目標，從而不斷夯實中國共産黨的執政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