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道如失實，我將成爲報紙的罪人：多年來，想起這事仍後怕

　　（一）

　　臨近下班時分，編輯部走進一列神情嚴肅的警察。

　　整個辦公室的氣氛陡然緊張起來。

　　作爲新聞人一看這陣勢就知道，這是報道可能出現重大失誤，上門來興師問罪的。

　　当天的楚天都市报，在头版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身着警服值勤　脱下警服揍人  一摩托骑手被打伤进了医院》。

　　這篇報道，是我單獨采訪並署名的。

　　這之前，就有跑戰線的記者隱約說，我們今天的報紙可能惹上大麻煩，明明是社會流氓圍毆警察，報道卻說警察打群衆，公安正在布控抓人。

　　這是1998年4月26日，新生的楚天都市正式創刊還不到16個月。

　　當時的形勢是，報紙招聘員工，首先必須有省城的戶口，而我那時的戶籍地還在十堰，身份只是“借調”，也是全報社唯一不具有武漢市戶口的采編人員。

　　這篇報道判定的結果，毫無疑問將決定我的去留。

　　但這，並不關乎我一個人自己的榮辱。

　　那時的楚天都市報一紙風行，如日中天，在讀者中已樹立良好的口碑，發行量每天成萬份的增長。

　　如果我的報道被認爲有失實問題，不僅將給報紙的聲譽造成極大破壞，也必將損害讀者的信心，並挫傷整個團隊的氣勢，甚至將會影響到報紙今後發展和努力的方向，特別是有效發揮在輿論監督方面的作用。

　　那麽，我就將成爲報紙的罪人。

　　（二）

　　這一事件發生時，我們尊敬的楊衛平總編輯，當時還健在，他每日仍然忍著病痛，爲報紙的發展嘔心瀝血。

　　那是個周末，我今天記不大清，在公安人員走進都市報的當天下午那個時刻，他在不在。

　　那時，我們的辦報條件還十分的艱苦，整個采編人員，都在今省博物館對面粵海酒店的側樓的樓頂集體辦公。

　　一進門首先是文體部，然後經濟部、社會部、時事部，還有總編和校對室，一字排開，凡有人說話聲音稍大一點，整個編輯部都能聽見。那時還沒有機動記者部以及以後才有的攝影等部門。

　　當時楊總和蔡總、曹總，胡總，還有費總都在最靠裏用金屬板搭成的隔間合署辦公。

　　我記不得那天他們是不是都在，但我記得，在警察們走進總編們的辦公室，並找來我時，同事們都盯著那扇門。

　　臨近下班時間，這天又是星期日，對其他行業是人去樓空之時，但新聞人則是又一輪的剛剛開始，外出采訪的記者也都紛紛趕回來寫稿。

　　我走進總編室，一位教導員或是政委，用力握著我的手並和我的目光對峙了好幾秒鍾。

　　他高大有力，給人一看就有威嚴和壓迫感。

　　我心想，他一定是市局籃球隊的中鋒。我也知道，他深深用力的一握，也是向我傳達不滿和示威。

　　警察向來是單刀直去的，直接談我的報道說:這個事件明明是社會人員圍毆警察，你們報道卻說警察打群衆。我們正在布控，抓這個毆打警察的同夥。

　　《身着警服值勤　脱下警服揍人 一摩托骑手被打伤进了医院》原文：

　　“下午脫了警服我們還在這裏見面，有量你就來。”當日，一摩托騎手被說此話的人打傷，被群衆送往青山區一醫院就治。

　　據目擊者反映，23日下午約5時，兩位身著便裝的警察，將一青年人拖進青山建五路一冶二公司家屬大院毆打。其間，一人雙手舉起院內的一個腌菜壇，砸向青年人。青年人頭部當即流血不止。

　　目擊者說，當日上午在建五路口，許多人看到這位青年人和當時身著警服的這兩位警察發生爭執。

　　被打者朱xx訴說，被打是因當日上午騎摩托時沒帶頭盔和行車證，警察要扣車引起。其中一位姓胡，胡警察怪他上次把被扣車取走後“煙不煙，茶不茶”。在上午的爭執中，警察揚言“下午脫了警服我們還在這裏見面”等等。

　　有關部門正著手查處此事。

　　（三）

　　但有個基本事實是，當事警察毫發無損，而先動手的“流氓”本人還躺在醫院病床上。

　　那麽這個摩托騎手到底是如何受的傷？

　　警方的解釋是，這個受傷者是在周圍社會渣子鼓動下，舉起一個泡菜壇砸向我們值勤的警察，我們警察用雙手護頭，泡菜壇在震動時破裂，他自己傷了頭。

　　這邏輯天衣無縫。

　　等他們輪流講完，大家靜下來開始聽我陳述。

　　我講著我的采訪過程，我看到的和聽到的。

　　我翻出采訪本說，當時圍觀見證者，有老人有孩子，有學生，還有相當級別的領導幹部。

　　我们社会主义教育几十年，你敢说他们都是社会渣滓和流氓（我当时的原话真的就是这样说的 ）？！

　　我這有他們的名字和門牌號碼，我甚至還追訪到了一個處級幹部的家中，請他介紹事發過程。

　　這時，對方愣住了。

　　這排除了強加的“圍觀者都是社會渣滓和流氓的”說法。

　　接著我說，事件發生在一冶公司的家屬院內，那個腌菜壇是被你們這個警察從第幾棵樹搬到第幾棵樹下，我都有詳細記錄。

　　這次事件的另一個核心是，雙方到底是誰先動的手，也就是到底是誰打了誰？

　　按警方的說法，是摩托手先動手舉壇子砸警察，壇子被擋破了，才傷了他自己，警察是自衛。

　　我翻到釆訪醫院的那—面，一字一句念我在醫院手抄的病曆說:

　　患者朱某後腦勺鈍器傷，長幾公分，側幾公分，縫合多少針……

　　然後提高嗓音說；你們剛才解釋，摩托騎手受傷，是自己舉壇子砸向警察時，壇子破裂，才傷了他自己，如果是這樣，那這個人受傷的應該是在前額，但這破裂的壇子怎麽會砸到後腦勺去？

　　顯然如事發現場那個處級幹部所描述的，摩托騎手先是被警察打倒在地後，然後又舉起第幾棵樹下的菜壇子，砸在了這個人的後腦，他的傷如此之重，是這樣來的。

　　當我陳述完病曆和自己的分析推理，以及現場有名有姓的群衆描述時，總編室整個安靜下來。

　　沈默幾刻，帶隊來的領導說，撤吧，就這樣了。

　　那位高大威武的教導員或政委，走過來輕輕握著我的手說，我們回去多做教育，歡迎到我們分局做客。

　　（四）

　　蔡總曹總在他們離開後回到辦公室時，什麽也沒有問我。我知道他們的信任，這信任比黃金都還重要。

　　以後我並沒有到他們分局去做過客，但和這次帶隊來的市局政治處那位副處長成了朋友。

　　我心裏感激，他們真的是講道理的，在我陳述事實後，沒有多余的糾纏，絕不拖泥帶水，就此當場了結。

　　事實求是地說，我的報道並非無懈可擊，譬如最後那句“有關部門正著手查處此事”，也不周延，這是例行的想當然，還是果真有出處？

　　若挑毛病，哪能無檞可擊，全身而退呢？

　　後來聽說，他們對我的表現也感震撼並由衷驚歎，也許我們互相所折服和敬佩吧。

　　坦誠說，我很幸運，而公安也抓大放小，沒有過多拘泥于此。

　　我所經常交際的這座城市的公安，也從來尊重對手，哪怕是對立批評者，只要你有理有據，各爲所事，台上是敵手，台下是朋友，真乃君子之風矣。

　　但多年來一想起這篇報道時，心裏仍經常有些後怕:

　　若我當時采訪不是這樣認真，一一走訪目擊者並記下他們的名字，並在醫院抄錄下病曆，同時做出砸在後腦勺的邏輯推斷，我還會繼續履行記者的崗位嗎？

　　缺少任何一個環節，也許我早就告別武漢，灰溜溜回到了十堰。

　　新聞報道，特別是輿論監督，稍有不周，便會萬劫不複。

　　這件事，纏繞了我很多年，讓我須臾不敢怠慢，一直到如今……

　　（作者：張歐亞，原題《我的武漢職業生死保衛戰丨歐亞忏悔錄③》，轉自“歐亞地理劄志”公衆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