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羅某宇墜樓案”,談“老不信”現象的新特征和解決思路2025年06月 作者:燕志華 來源:網絡輿情和危機公關公衆號 責任編輯:xwywck
簡介:從“羅某宇墜樓案”,談“老不信”現象的新特征和解決思路
文章的提綱如下,謝謝大家閱讀!
一、爲什麽重大輿情的官方通報基本是可信的
二、早期的“老不信”現象
三、当下“老不信”现 ... 內容:
從“羅某宇墜樓案”,談“老不信”現象的新特征和解決思路
文章的提綱如下,謝謝大家閱讀! 一、爲什麽重大輿情的官方通報基本是可信的 二、早期的“老不信”現象 三、當下“老不信”現象的新特征、新根源 四、如何改善“老不信”現象? 近年来,地方或者部门爆发网络舆情之后,常常是通过调查通报来作为应对方式的,但是大家也注意到,一些重大舆情的通报,常常不获信任,被网民横竖挑剔,甚至使用难以证实的流言、传言来质疑通报的真实性。这就是“老百姓”变成“老不信”的现象。但是这种现象并非今日才有。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并且在论坛时代迎来网络舆情的爆发之后,很多时候已经出现了 “老不信”的现象了。 近期的“羅某宇墜樓事件”在上了熱搜之後,地方盡快發出了翔實的通報,但是遭遇了網民較大的質疑。很多質疑的證據,是一些似是而非的傳言,以及一些想象中的情節。 一、爲什麽說重大輿情的官方通報基本是可信的? 在很多重大輿情事件的通報之後,即便一些內容讓人感受到模糊的話語策略和行文脈絡的反複斟酌,但是我一般是選擇相信通報的基本的真實性的。 原因無他,在重大網絡輿情爆發之後,由于往往事關民心向背和社會穩定的重大問題,其調查處理和通報一直都是處于中央和主管部門的高度關注之下的,必要時候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會加以指導,乃至親自出面調查通報,一旦地方或者部門在調查通報方面出了問題,那問責之劍隨時就會落下。這種來自上層的問責壓力和民意輿論壓力,讓地方常常如履薄冰,至于造假,代價太大。 即便地方可能會有隱瞞某些真相的沖動,但是中央和主管部門出于執政安全的長遠考慮,對此絕不會坐視不管,更不會爲地方虛假通報提供國家公信力的背書。這意味著,重大輿情事件的通報,大家即便短時間內會有所質疑,或者事情在局部地方會有出入,但是基本上它就是真相和事實。 再加上今天是網絡時代,任何有力的反面證據一旦出現,它就會迅速成爲焦點新聞。如果地方造假而主管部門有所默許,一旦未來謊言被揭露、被戳穿,那對各方面都是個災難。 二、早期的“老不信”現象 在中國早期的網絡論壇時代,輿情爆發的沖擊力遠比今天爲大。在巅峰的時候,國內十大熱點幾乎都是從天涯論壇等地方爆出,不少人對此記憶猶新。 當時並未形成發布調查通報的例行做法,主要是由一些地方官員被動接受媒體采訪作爲回複,結果媒體引述可能産生歧義,加之地方官員並未認識到科學發聲的重要性,出現很多“雷人雷語”,常常引爆更多輿情,引發了早期的“老不信”現象。 當時的老百姓不相信地方官員,還有一定的時代因素。中國數十年的城市化進程中,“運營城市”成爲很多地方普遍的做法,毋庸置疑的是,一些地方政府爲了政績和發展,在相關沖突事件中卷入了利益糾紛,扮演了與民爭利的不當角色,老百姓産生質疑和不信任,也是出于對于雙方利益的較深認識。 在《人民論壇》2012年6月發表一篇文章《老百姓爲什麽變成了“老不信”》,指出“相當數量的社會成員還沒有從現行社會制度中分享到應享的利益,政府的許多承諾沒有兌現,而人們所看到的、感受到的是不少腐敗和不公正”等。“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罵娘”一度非常流行,較好地概括了這種社會現象,一些領導幹部也由此産生不滿心理。 三、當下的“老不信”現象新特征和兩種根源 中國走到今天,狂飙突進的城市化時代已經進入尾聲,應該說地方政府與民爭利現象已經大爲減少,但是在很多重大輿情爆發的時候,“老不信”現象不光沒有改善,有時候反倒非常激烈,這是有根源的。 尤其在當下一些輿情事件中,由于網民對于地方調查追責的通報常常認可度不高,通報一發布,就會陷身網民的質疑的浪潮中。今天的“老不信”現象,更多是源于如下兩個新的因素,一是社會因素,二是技術因素。 1、從社會因素來看,是利益分配出現失衡: 當年的“老不信”現象源于城市化、工業化進程中的利益沖突,而今天則更多是因爲利益分配失衡。 要承認在過去數十年的發展過程中,中國城鄉之間、不同群體之間拉開了收入差距,出現了貧富懸殊和階層分化現象。“階層”一詞,是個敏感的詞彙,很多網民對此感到分外刺眼,似乎出現了階層,就意味著中國出現了人與人的不平等,就違背了發展的初心。這也證明日常語言的經常性無力,和語言標簽的心理喚起作用。人們在當代文化詞庫的檢索中,找不到更爲中性積極的詞語來進行類似意義的表達,而慣于使用“階層”這個詞,但是該詞又近乎“階級”,總是引發對立和沖突的想象,並作爲一個固有標簽,容易喚起百姓內心的敏感。如果使用“群體利益分化”,是否更爲中性?但是它的內涵並不完善,也難以涵蓋“階層”一詞所附屬的全部意義和知識背景。 如果我們認識到,社會發展了才出現了收入的分化,由此導致了不同收入階層的出現,這意味著,階層的分化,本來就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産物,我們今天應該認識到它的必然性和規律性。追求“絕對的公平”,是中國自古到今的百姓的理想,但是從未真正實現過。而且,階層分化本身是社會發展的動力。今天無數的“小鎮做題家”參加高考,更多的年輕人難道不是爲了脫離父母的傳統階層、寄望于人生更上一層樓嗎? 但是多年來,由于一些“二代”“三代”炫富炫耀的刺激,房價高高在上遙不可及,以及就業漸漸陷入內卷,人們生活體感日漸變得敏感,人們突然想起了“共同富裕”的政治宣示,並關注起“屬于我的那一份”分配得是否公平?這麽一對比,很多人驚覺少數先富者和自己已經拉開了差距。中國人自古都是“不患寡而患不均”,這種不公的感受激起了群體性的不滿。 由于在過去數十年的發展過程中,地方政府的政績需要和資本的擴張沖動一拍即合,在經濟社會大跨步發展的同時,也出現不少發展失衡現象、國有資産流失以及貪汙腐敗現象,由此地方領導幹部群體形象迅速出現了汙名化,並陷入了“塔西佗陷阱”,也就是公信力危機現象。向來“學而優則仕”的知識分子,在這個過程中,也和領導幹部的關系日漸疏遠,數千年來的信任同盟關系就此出現裂縫。 因此,當今天很多“二代”“三代”炫富引爆了拷問型重大輿情的時候,比如董某瑩事件、黃楊钿甜事件等,地方或者部門領導幹部主導的調查通報的可信度和公信力,無疑就大打折扣了。人們不相信那些遭遇汙名的地方幹部會爲民代言,會認爲官官相護、層層勾結,由此也殃及“羅某宇墜樓案”的可信度。 還在于,由于地方政府和相關部門面對網絡輿情的頻發,陷入疲于應付狀態,只追求事件的盡快平息,無從反思以推動制度的建設,由此缺乏輿論結晶和制度成果,社會治理陷入低層次的惡性循環中。 2、從技術因素看,是圈層化和算法導致了群體對立: 從中國早期網絡輿情的引爆過程看,網絡作爲組織方式和發起方式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原先處于線下社會的零散個體,經過網絡技術的聚焦和放大,網絡上爆發了群體的憤怒,從而成爲網絡輿情。 但是今天的網絡技術,已經和早期的網絡大不一樣。 今天的網民群體,更多受到了社交軟件的圈層化和算法推送機制的影響,人們被技術區隔和切割,網民迅速地分化和重組,結果出現了部落化和階層化,由此導致了嚴重的群體對立和社會撕裂。 比如,人類一旦上網,就會成爲電子,更多人上網,就形成流量,而算法如同網絡空間的流量分配機制,將不同的人歸入不同的區域,如同將人類分別存入C盤、D盤或者E盤,而人類在線下社會,對此一無所知,但是卻會真切感受到網絡上不同區域傳來的敲擊聲。 由于算法的作用,今天出現了特殊的現象,那就是你屬于什麽階層、什麽群體,就會接收到什麽類型的信息。比如你是中高收入群體,你收到的信息更多是發展性的高質量的信息,而低收入群體,更多收到是仇恨性的低質量的信息,結果導致這樣的後果:如果你是低收入群體,由于你的微信朋友圈都是收入相差不大的親朋好友,你們收到的信息也相差不大,結果導致了群體的認同感,也出現了群體的認知和輿論,結果很容易出現一致對外的價值觀和利益訴求,由此産生群體的怒火。 那麽當他們看到二代、三代的炫富現象,就會爆發出群體的憤怒,並以公平正義爲主要訴求。他們人數衆多,會在互聯網的各個平台上一呼百應,爆發出最大的憤怒聲音,由此導致網絡輿情的劇烈爆發。 關鍵的地方還在于,在此過程中,中低收入群體收到了一個同盟軍搖旗呐喊的精神支持,那就是無數的自媒體。他們追求所謂的“網感”和悲憫情懷,實則是以提供廉價的群體情緒價值的心理學手法來吸引和圈養粉絲,然後期望有一天收割商業價值。 從全世界的傳播形勢看,仇恨性的、撕裂性的內容更容易帶來流量。自媒體的文章常常挑撥群體情緒,反美反日,或者仇美仇日。這種做法,在圈層化和算法的作用下,會對某些群體産生持續的、定向的信息輸送,情緒性的文字沈澱爲不穩定的群體心理,憤怒情緒如同火山熔岩四處流淌,並在心底化爲冰冷的帶有硫磺的石頭。這些傳播現象,或許可以解釋近年來不時出現的一些報複社會的極端事件。事端的制造者常常不能理性看待社會,可能以憤怒爆發、激情犯罪的方式結束一切。 这种瞬间爆发、激情犯罪的极端案例,或许是短視頻泛滥的结果。这种新媒體产品在短时间内达到冲突高潮的技术特征,慢慢型塑了人的大脑,大脑回路变短,久而久之,面对问题就没有办法进行深入思考,容易以思维熔断式的、快意恩仇的极端方式来处理矛盾。 總而言之,上面社會因素和技術因素,加劇了社會的不信任心理,導致了當下“老不信”現象有時候變得激烈。社會因素是主要因素,而技術因素只是加劇了這個效應。 處于圈層化、算法機制下的網絡,如同巨大的高壓鍋,各種帶著特定心理符號的信息不斷升高群體情緒溫度,在溫度和壓力達到最大的時候,輿情爆發,而官方通報的盡快發布,反倒如同打開了高壓鍋上的出氣口,一舉再次引爆了高壓鍋內的高壓空氣,由此出現了群體的憤怒和不信任的現象。 四、如何改善當下的“老不信”現象? 當下的“老不信”現象,不能一概而論地排斥,也需要我們客觀看待。 隨著社會的發展,社會人心不再鐵板一塊,不能再指望像傳統社會那樣媒體輿論一統天下、一個經驗做法打遍天下。這種文化多元、階層分化的現象,反倒是社會進步的標志之一,它構成了一個理性社會所需要的東西。而且,網民和民衆出現的不信任心理,它是人們富裕起來之後普遍出現的一種社會現象,客觀上也構成一種群衆的監督和社會的監督,在現實中不無積極意義。 但是經常出現的“老不信”現象,畢竟會腐蝕社會公信力,因此需要重視並設法改善這種現象。 1、需要與時俱進地提出或者完善理論,來合理解釋現實 從一定程度上來說,今天的“老不信”輿情的風險來源,深刻地存在于某些傳統宣傳話語和政治宣示中。就是說,我們曾經的一些宣傳,或許在一定程度了導致了今天的輿情風險。 比如,我們曾經宣傳的建設一個“人人平等的社會”,已成全民信仰和社會主義的特征,在宣傳和傳播中,少數人會將之異化地理解爲絕對的公平和絕對的公平社會。但是今天出現的不平等現象,客觀上與之形成沖突,由此引發了質疑和不滿。 傳統宣傳是建立在當年的物質基礎和客觀認識之上的,但是如果拉長了時空尺度,我們今天回望過去,會發現傳統的宣傳,越是深入人心,在今天就越可能成爲一把雙刃劍,輿情風險的喚起作用越是明顯。當年的宣傳,在未來的遙遠時空,也就是當下,變成了“回旋镖”,打在了大家的心理上。這意味著,我們越是強調公平,反倒越會強烈地激起群體情緒。畢竟,衆生平等的信仰,遭遇了當下不平等現實的挑戰。 效率和公平的問題,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從來都是一個舉足輕重的社會問題。這種問題的出現,本身是和我們的理論相牽連的,也是由我們社會的意識形態特征所決定的。但是在過去數十年經濟發展的關鍵機遇期,社會又難免會把資源優先向效率那一邊進行了傾斜,由此獲得了大跨步的發展,但是也導致了天平的另一邊,“公平”側高高翹起,人們懸于半空,內心産生失落感,出現相對剝奪感,對于那些分走更多蛋糕的人們,産生了不滿情緒。 但是今天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又的確是改革開放的結果,是發展初心的結果,它會有一定的制度瑕疵,也有分配不合理的現象,但是它沒有大的問題,不應承受如此強烈的憤怒代價。 我的看法是,問題的根源之一,在于我們傳統的一些觀念、宣傳和理論,難以充分地解釋今天的現實社會,理論落後于實踐,社會未能及時生産出與實踐相匹配的、具有解釋力的理論,或者是相關理論未能充分宣傳、未能占領人心。比如,關于共同富裕,本來是個豐富立體的概念,從毛澤東到鄧小平,都進行了較爲充分的闡述,在2021年,中央也再次進行了強調。但是在實際工作中,群衆更容易從字面來理解這個概念,而沒有認識到,共同富裕不可能是同時、同步、同等的富裕。這導致的後果是,在資本形象出現反轉的當下,少數人提出要把資本的“暴利”拿過來平分,已實現共同富裕,成爲一種危險的“均貧富”觀念。 如果理論跟不上現實,或者宣傳未能深入人心,就難以在輿論工作中産生說服力。關鍵的地方還在于,由于理論出現相應的空白,民衆缺乏理論的指導,碰到問題難以找到理論支撐,反倒容易對于現實産生憤怒情緒。 所以今天需要一些與時俱進的理論,以合理地解釋現實。理論和實踐的統一,將更加有利于社會治理和社會穩定。 比如,我們該如何說服群衆,社會發展確實會導致一定的貧富懸殊現象和階層分化現象,並認識到這是符合經濟社會發展的規律的?過于強調公平,乃至追求絕對的公平,本身是違背社會規律的? 再如,該如何說服群衆,在實現共同富裕的社會理想之前,不同社會群體還將不可避免地曆經一個共同進步、共同發展的階段?在2021年8月17日的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重提共同富裕,已經提出了“要堅持循序漸進,對共同富裕的長期性、艱巨性、複雜性有充分估計”的觀念,但是問題在于,面對廣大群衆的大衆傳播,需要簡單易懂,直擊人心,一兩個詞、一兩句話能說清楚,才是最佳策略,否則,群衆不會記住複雜的提法,而僅僅記住重要概念的字面意思。在群衆很容易將共同富裕的理解簡單化的時候,能否在現階段和共同富裕的目標之間,階段性地提出一個各種群體“共同進步、共同發展”的概念,強調在共同提高的基礎上,才能實現共同富裕? 當然,這些都是粗淺的看法,主要是提醒大家注意到,理論如果對于現實的解釋力和支撐力不夠,可能會引發群體心理的不滿。 2、重提並弘揚“勞動致富”的光榮傳統 其實在2021年重提共同富裕的時候,這個概念是有層次性的,是指在完善第三次分配的基礎上,依然通過勞動來實現共同富裕。但是由于傳播的複雜性,重墨重彩的文字反倒失去了直擊人心的純粹力量,使得這種富有層次的表達,未能深入人心。網民對于這個概念的理解,依然更多地流于表面。 在中国过去数十年的城市化进程中,由于资本的无序扩张,经常炮制出一夜暴富的神话,再加资本追捧的新媒體,更多将暴富神话化作为浸泡人心的流量策略,由此催生出异常浮躁的崇拜金钱的社会风气。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不光在物质上涤荡了传统零散的商业生态,更在价值观上,极大地摧毁了中国传统社会“劳动致富”的主流信念。 看看今天還有多少人信仰“勞動致富”?無數的年輕人致力于通過模仿成爲網紅,以流量實現人生價值;大學生不再追求從基層做起、步步提升,而寄望于一步到位,完成人生逆襲;人們不再相信勞動創造美,而追求醫美手術,短期內重塑容顔,從而脫胎換骨;人們不再滿意自己的容貌,而是便捷地打開美顔和濾鏡,以面具式的表演收割粉絲的靈魂,更關鍵的地方在于,沒有人看到美顔和濾鏡背後的道德風險,因爲它在現實和虛擬之間,快速完成幻術,更有利于激發流量。 正是這種浮躁的社會風氣,讓人們在痛恨貧富懸殊的時候,也會痛恨自己不是那個一夜暴富的幸運者,並進一步導致心理的失衡,人與人之間、群體與群體之間出現系統性的信任崩塌。 雖然勞動致富的要求,是內嵌于共同富裕的概念中的,但是由于宣傳的粗疏,未能及時地將之單獨拎出來並進行深入傳播,從而導致了勞動致富的傳統,近年來遭遇極大的冷落。少數人甚至將勞動視爲恥辱,並深信在即將到來的人工智能的浪潮中,機器和智能體將取代勞動,卻看不到在當下的社會裏,勞動依然是社會運轉的支撐性力量。 今天面對社會心理的浮躁、信任體系的危機,如果重提並弘揚“勞動致富”的光榮傳統,這會重塑社會價值觀,也讓人們相信,共同富裕是需要一個勞動的過程的,不是一個一蹴而就的速度神話。 3、輿論需要重新塑造“以炫耀爲恥”的青年價值觀 今天社會的擰巴之處在于,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都不能隨心所欲地自由生活。有錢者局促,低收入者憤怒。 但是一些“二代”尤其是“三代”的年輕人,卻無視這種社會禁忌,而以炫耀爲能事。或者這種富裕生活本來就是他們的日常生活,卻在低收入群體的眼裏,成爲分外刺眼的炫耀行爲。 尤其少數“三代”在出國之後,在炫耀的時候,和網民産生了強烈的沖突,由此引爆撕裂型輿情。他們不以炫耀爲恥,而以炫耀爲榮,很少考慮到這種財富的獲得,他們僅僅是消費者、是寄生者,但是卻由此産生優越者,可以俯視衆生。 考察這種社會現象,需要理解這種二代、三代的“代理消費”現象是一種剛需,年輕人需要以炫耀性的行爲,追求在同輩中的脫穎而出,將其視爲一種競爭優勢,從而獲得朋友圈和周圍人的尊重。但是這種目標定位爲朋友圈的行爲,卻不幸被普通網民看到,由此引爆嚴重輿情。 少數人的炫耀行爲,卻導致整個社會的穩定風險和信任風險,整個社會爲之買單。因此,中國社會需要從輿論引導上確立一種新道德,那就是應該視炫耀爲恥,尤其是全社會應該將那些炫耀父輩財富的行爲視爲恥辱。 在日本等國家,年輕人炫耀家族財富和生活方式,會成爲一種人生之恥。他們追求低調的富裕生活,而害怕在公衆面前露富,擔心導致道德後果和輿論後果。 中國的輿論工作,在接下來需要在這個方面有所作爲,否則,炫耀行爲如同刺向社會的利劍,人們一次次地感受到傷痛。 作者簡介: 燕志华 博士 高級記者/紫金傳媒智庫研究員/輿情管理顧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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